水浒传作者是谁?水浒传作者简介

《水浒传》作者问题备受人们关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明人开始，有人说作者是施耐庵，有人说是罗贯中，有人将施、罗并提。作品的署名，有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有题“施耐庵编辑”的，有题“罗贯中”的，不一而足，但从未题署过施、罗以外的人，施、罗并提时又总是施前罗后。下面放肆吧小编科普下水浒传作者是谁?水浒传作者简介。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呢，施、罗二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俩又是怎样合作的，这一长期困扰读者和学界的问题，吕乃岩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上的《试说罗贯中续〈水浒〉》，可以拨云见日，给人们一个清晰的回答：“《水浒传》可分为两部分，前半为施耐庵原作，后半为罗贯中续作。纵观全书，前后部分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之处，梁山好汉最可贵的反贪官、反豪强的精神到下半部完全改变，受招安更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而罗贯中的一贯思想是维护封建正统，反对农民起义。将《水浒》后半部与罗贯中本人所作的《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传》相对照，也会发现不少相似之处。这些都证明，《水浒》后半部确为罗贯中所续写。”吕乃岩先生研究精深，大作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睿见卓识为学界所瞩目，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吕先生说，《水浒传》全书，从大的方面来说，前半是梁山英雄反贪官、反政府，杀富济贫，扶弱锄强，反映的是阶级矛盾。后半写的是忠奸斗争，忠臣报国，奸臣误国，奸臣害忠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对皇帝的描写上，前半部里，虽然没有直接反皇帝的描写，但却语含讥讽，意在贬责。如说宋徽宗：“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丝调竹，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完全是一个风流浪荡的纨绔子弟。紧接着引出一个帮闲的破落户，得到宽恩大赦的罪犯高俅，因毬踢得好，遭际宋徽宗，直做到殿帅府太尉。正是有了这样的皇帝，才有了这样的奸臣。高俅一得意，首先公报私仇，逼走教头王进。随后纵容儿子贪色林冲妻子，设计陷害林冲。说明君臣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才使奸臣当道、朝政昏暗。史书里说宋徽宗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并说他所以失国，是因为他“疏斥正士，狎近奸谀”。所以史书都没有赞颂或肯定过宋徽宗。 《水浒》前半描写的宋徽宗，基本和史实相符，这就奠定了《水浒》英雄造反的根据，就是金圣叹说的“乱自上作”的必然理由。《水浒》前半虽曾有人唱过“忠心报答赵官家”的话，这话是针对整个大宋王朝说的，但对宋徽宗从无赞扬与奉承的话，有时却毫不掩饰造反的行动，甚至朱贵说：“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李逵更直率说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些话可以说是代表了梁山一部分人的思想。

到了后半部却不同了，宋徽宗由一个纨绔浮浪子弟，变成了个宽仁厚德的圣君。书中对他赞颂备至，左一个“今天子至圣至明”，后一个“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对他一句指责的话也没有，许多坏事全是奸臣干的，他只不过是一时受了蒙蔽。梁山的正义之师，到了下半部成了叛乱的四恶，而宋徽宗成了垂衣而治的尧舜之君。“尧舜垂衣四恶摧，宋皇端拱叛臣归。”甚至连他狎妓宿娼，也被说成是圣天子的风流韵事。这样的描写和前半相比，简直倒了个一百八十度。

后半梁山英雄的受招安，更是违反历史的规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体有以下几种结果：第一种是遭到统治者的镇压而失败，如黄巾、黄巢、方腊等;第二种是投降了官军，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其头领贪图高官厚禄，出卖起义，向官军投降，如朱温、高杰等。另一种是势力不敌不得已而被迫投降，或者起义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出于策略的考虑，为了保存实力，中途暂时投降，以便伺机再起，如李自成、张献忠。第三种就是推翻了旧皇权，建立了新王朝，其领袖人物登上了龙位，改变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历史上没有任何起义军，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朝廷的统治，在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的情况下，反而转过来向统治阶级乞求投降的道理，这不仅违反了历史规律，也违反了原作者施耐庵的原意，我们固然不知道施耐庵后来还会说什么，到梁山泊大聚义也就结束了。但从他前半所写梁山事业如此兴旺来看，他绝不会让这样一群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好汉，向一代昏君奸臣卑躬屈节、再三再四乞求投降的。百回本在大聚义后有一篇赞颂梁山泊的言语，结末两句：“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从这两句话可见，施耐庵创作《水浒》，决不会像后半写的那样，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紧接着全伙受招官，把打胜仗作为投降的资本。虽然前半部宋江也说过希望将来朝廷招安的话，这也可以理解为宋江借此安抚一批归降梁山的朝廷命官和一些初无反意的好汉，但这也只不过说说而已，并无实际活动。甚至令人怀疑这样一种预示很有可能是罗贯中为后来的受招安预留地步而添加的话，这是比较符合罗贯中一贯思想的。

《水浒》前半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思想是反贪官反政府，连带着也是反朝廷，表现了梁山好汉造反的正义性。封建社会人民和官府的矛盾，也就是劳动人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梁山好汉一切反抗官府、反抗豪强的活动，都是替人民伸张正气，农民起义在于官逼民反，这就是造反有理。有了这些描写，才使得《水浒》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梁山好汉的形象个个光彩照人。可是到了下半部，梁山好汉不再反贪官了，皇帝也圣明了，就连对当时一个大贪官、害得梁山英雄家破人亡的太尉高俅，在其被俘之后，不仅不杀了为民除害，相反却把他供奉在忠义堂上，全体英雄都向他叩头礼拜，乞求投降，这实在有失梁山英雄的尊严。本来英雄造反是反贪官，是要把“酷吏赃官都杀尽”，可投降之后，不仅不再反贪官，许多事听命于贪官，而且忍气吞声受尽赃官的气。更为荒谬的是其中几位英雄沦为赃官和权豪的家奴。乐和被王都尉要去供府里使令，梁山的对头大奸臣蔡京点名要去萧让，留在身边供役使。至于金大坚、皇甫端以至神医安通全俱被皇帝点名要去，不过是供驱使的仆役之类，决不会得到重用。这简直是对梁山英雄的侮辱。《水浒》前半把梁山英雄写得个个顶天立地，而后半则写得如此令人丧气，这不仅是对梁山英雄的歪曲，也是对前半的歪曲，甚至是对前半的否定。细读《水浒》后半，谁都会相信，前后两部分，决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根据前半部的情况，施耐庵绝不会写出这样的下半部，而根据罗贯中的一贯思想，罗贯中绝不能写出这样的前半部。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对研究社会现象具有普遍适用性，尤其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它独到的作用，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亦然。吕先生从《水浒传》前后矛盾入手，根据作品与作家思想统一性的原理，运用矛盾分析法，洞幽烛微，理出端倪，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迎刃而解。

吕先生说，对于《水浒》的作者，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施罗并提，从无人说过施罗之外的人。较早提出的应该是高儒，他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奇)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

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王圻先在《续文献通考》中说：《水浒传》罗贯着，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遭好还之报如此。

但他在《稗史汇编》中又说：(罗着《水浒传》)而志西湖者，遂曰罗后三世患哑，谓导人以贼云。噫!无人非贼，惟贼有人;吾儒中顾安得有是贼子哉!此《水浒》之所谓作也。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馀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鳊，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以上参看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水浒传〉资料汇编》及马蹄疾辑录、中华书局1977年版《〈水浒〉资料汇编》。

此外有五湖老人陆师道认为《水浒》为施罗两君所着，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然而他在其所刻《水浒传》前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谓二人合着。以上七人，再加上王世贞、张凤翼、李开先、徐渭等，都是最早看过《水浒传》的人，他们都是明嘉靖年间人，基本上生活在同一时代(胡应麟稍晚几年)，这么多人，同时看过《水浒传》，都为之感动，而且有所表示，几乎形成了一个《水浒》热。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可见明代士大夫等人对《水浒》的重视。至于嘉靖以前是否有人见过《水浒传》，至今从未见有人说过，以《水浒》的魅力，有人看过不会不有所表示，由此可推知，《水浒》的面世，不会比嘉靖朝更早。

以上列举的前七人，都对《水浒》的作者作过表示。他们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则施罗并提，两人并提时又总是施前罗后，施罗之外并无他人。胡应麟更指出罗是施的门人，这和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是一致的。他们如此说，或考见诸文字，或考得自传闻，可能主要是得自传闻，传闻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保存文化遗产的手段，历史上很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是靠传闻保留下来的，传闻也不都是凿空无据，所以他们说的《水浒》作者，基本是符合实际的，只是未曾说得更详细更准确罢了，这也是流传中的小差错。他们虽然距离施耐庵、罗贯中生活的年代比较久远，但距《水浒》的面世还是很近的，所以他们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当时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施耐庵是原作者，罗贯中是续作者，但从以上诸人的说话里，已经隐隐约约透出了这层意思。但真正肯定《水浒》后半为罗贯中续作，还有待更为有力的证明。吕先生从明人记述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分析客观公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也留有馀地，充分体现了他治学一贯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有其树必有其果

吕乃岩说“罗贯中续《水浒》”，是依据罗贯中的一贯思想来把脉和将《水浒》后半部与罗贯中的其他着作相对照分析得出的可靠论断。吕先生说，罗贯中本人事迹流传不多，最明确可信的是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里记的：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馀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嘉靖年间，罗贯中后人得宗臣许可，将家藏小说即《水浒》付梓，由坊间刊刻出版，从此《水浒》才得通行于世。见于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四辑)

贾仲明只说了罗贯中的杂剧，没有说和施耐庵的关系，更没有说罗贯中续《水浒》和其小说作品。最早说罗贯中和施耐庵关系及写《水浒》的是王道生和胡应麟。胡应麟大约得自传闻，而王道生则和罗贯中同时并有过交往，他在所写的《施耐庵墓志》里说：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着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馀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馀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馀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着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馀墙一间，惜馀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馀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着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这是一篇较为详细的记载施耐庵情况和罗贯中关系的第一手材料，明确指出罗是施的门人，施耐庵着《水浒》最初的书名为《江湖豪客传》，并说施耐庵每一着作必与门人校对，“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其中所说《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历来都知是罗贯中的着作，而《墓志》却说都是施耐庵的着作。对于这一错误，吕先生认为《墓志》是王道生遇罗贯中若干年后写的，可能记忆有误，或是当时误听，或是后来误记，罗贯中当时是不可能这样说的。生活中误听误记的事，有时发生也不足为奇，决不能因此否定《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罗贯中续《水浒》是否受到其师的嘱托，不得而知，但可知施耐庵生前把《水浒》书稿交到罗贯中手里是完全可能的。因此罗贯中才得以续写《水浒》。《墓志》中说《水浒》初名《江湖豪客传》，顾名思义，这只能是指现今《水浒传》的上半了。《江湖豪客传》落在罗贯中手里，由他续成了一百回的《水浒传》，《水浒传》当然从罗贯中后人传出。因此在传闻中才有《水浒》由罗贯中作之说。怎么知道《水浒》的后半部是由罗贯中续写的呢?吕先生认为，这要从罗贯中的一贯思想及他的其他着作来看。

罗贯中续《水浒》的有力证明，就是把《水浒》后半部和他的其他着作相对照，就会一目了然。今存罗贯中的作品，除《三国演义》外，主要还有《三遂平妖传》(以下简称《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以下简称《五代史》)和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下简称《风云会》)。把这几部作品和《水浒》后半相比较，便会看出，思想完全一致，都是出自一人之手，足以证明《水浒》后半确为罗贯中续作。

1、罗贯中一贯维护封建正统，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认为赵家是真命天子，是天命所归，《五代史》历述五代更替，五十年间，征战不息，风云变幻，数易其主，直到陈桥兵变，一统于宋，从此天下太平。回末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点检数归真命主，陈桥兵变太平年”。大宋皇帝是应运而生，是天命有归。《风云会》写赵匡胤征服四国，统一南方，四夷宾服，一再称赵匡胤是真命天子，“镇天南地北万万年，同掌华夷”。他续《水浒》时宋朝已被灭亡近百年，他对故宋一直怀念，所以在《水浒》后半里，虽然宋徽宗是个无道的亡国之君，却仍然被称为至圣至明的好皇帝。不作一句贬辞，正是同情故宋的表现。元、明一代的许多文人，反对蒙元的民族压迫，常常流露出对故宋的怀念，表现了汉民族的爱国思想。罗贯中在《水浒》的后半安排了征辽的故事，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如李贽所说：“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

2、罗贯中一贯反对农民起义。《平妖传》里写王则造反，被文彦博率兵讨平，王则被擒获正法。作者嘲弄王则“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帝讵能安。潞公当日擒王则，留于奸邪作样看”。《平妖传》第十五回回首诗：“妄言天子容易作，十个反的败九个。”《五代史》写黄巢造反被李克用讨平，最后兵败被杀。书中对黄巢和起义军作了歪曲的叙述，把黄巢写成妖孽。总之造反作乱都是逆天而行，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水浒》后半宋江率梁山众将征讨方腊，最后方腊被擒，凌迟处死。作者有诗：“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把造反的都说成是坏人，死后都要受到谴责。以上完全可以证明罗贯中一贯反对农民起义，证明《水浒》后半正是出于罗贯中的手笔。

另外，贾仲明称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水浒》后半里确比前半部多有表现。如八十五回宋江征辽前过蓟州参谒罗真人，求得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时逢冬暮，鸿雁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九十回征辽得胜，参谒智真长老。长老赐偈语：“当风雁影翩，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都是有关宋江及众将身世最终结果的。其他隐语尚多，不一一举例。诗词赞语也比前半为多，最后一回中多达三十多首，这些都是罗贯中所擅长，说明《水浒》后半实为罗贯中所写。

法国十九世纪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早在《新星期一漫谈》中就有一段较著名的话：“不去考察作家而要判断他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我愿意说：‘有其树，必有其果。’”(转引自王岳川、胡经之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文如其人”、“知人论世”也是中国传统文论家品评文学作品的一种思维习惯。吕先生依据罗贯中的一贯思想来把脉，并将《水浒》后半部与罗贯中的其他着作相对照分析，得出的结论自然深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