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代高薪却不能养廉？

青梅娱乐编辑于 2023-05-21 19:02:00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 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上来讲比较优裕，高级官员更是腰缠万贯。“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宋朝的著名宰相吕蒙正出身于贫寒，任官期间也算廉洁。然而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中级官员如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30千，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45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不过，宋代俸禄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 宋代州县级官员收入较低。以《嘉祐禄令》为例，最高等的节度使，料钱为400千，最低的内侍郢、唐复州内品才0.3千，差距非常明显。总体来说，宋代五品以上官员收入很高，但是五品以下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占整个官员队伍的五分之四还要多，因此在整个宋代官员队伍中其实也是薄俸者居多。 所以低级官员普遍感觉生活压力巨大。有人抱怨说：“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亲”。更有打油诗说：“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宋代采取高官厚禄而低级官员薄俸的矛盾制度，也自有其不得已，这就是宋代官吏数量过多。宋代以文官治国，大力推行科举，中者无不授官，财政不胜负担，“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十分突出，所以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 这种低薪制，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很多人视州县官员为畏途。宋代尚未流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些地方，比如广南西路等地，多次出现县令缺员现象，“县令有阙，十占六七。”咸平三年（1000）六月诏，“如今州县阙员甚多，可选朝官有清望者，不限员数，令各举所知以补员阙。”淳绍兴二年（1132）诏，“二广州县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县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榷货务及吏部勘当。”可见这并非偶然现象。 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部分州县官员的贪污不法。 宋代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同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蔡戡曾云：“臣窃见二广县尉，多是恩科出身。巡检亦有拣汰离军，使臣或老或病，或顽钝无耻，或贪黩无厌。初为此类，志在苟得，但知减剋弓兵钱粮，诛求保正常例，或收接词讼，公受贿赂。”显然蔡氏这里所云“常例”即是指“常例钱”。 范仲淹对于低薪与经济犯罪的关系有过具体论述，他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低级官员）衣食不足，求人贷债，以苟朝夕，到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货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既作负罪之人，不守名节，吏有奸赃而不敢发，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州县官之贪污不法，尚不及明清两朝之普遍。上文州县官员多次缺员，就是明证。